金代的冬猎地点随着皇帝巡幸活动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金代，作为由女真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原先只是辽代的一部分部落。因不堪辽朝的压迫，金人起义推翻了辽朝的统治，最终建立了金朝。尽管金朝的皇帝仿效了契丹的捺钵制度，金代依然延续了四时游猎的传统——“春水秋山，冬夏剌钵”。
除了这个传统的捺钵活动外，金朝还设立了五个都城，分别是上京（今黑龙江阿城白城子）、东京（今辽宁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镇）、西京（今山西大同）和南京（今河南开封）。在海陵王迁都后，金朝的都城发生了变化，最终设立了中都（即北京）、东京、西京、北京和南京。
在上京作为首都时期，金代原本的中心便是上京，然而海陵王迁都之后，中都成为了金朝的实质性首都，其他的京城则成为了陪都。与辽代相比，金代的汉化程度较高，因此金代皇帝并不像辽帝那样保持四季固定的游猎生活。虽然金代皇帝也进行了春水秋山等活动，但这些活动并非像辽帝的捺钵制度那样与政治息息相关，而更多是出于享乐与健身的需要。
展开剩余81%与辽代不同，金代的捺钵制并不强调明显的四季划分。金代的春水秋山之行也有其独特之处。“春水”指的是女真皇帝春季往水边进行捕鱼和捕捉鹅雁活动；而“秋山”和“冬猎”则多发生在山林地带。也有学者认为，春水秋山的概念可以细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广义的“秋山”包含了春水之外的所有围猎活动，而狭义的“秋山”则专指秋季的猎行。
这两种说法并不冲突，只是有着不同的层次定义。尽管金代继续遵循捺钵的模式，然而，金代的捺钵与辽代的捺钵已不相同。傅乐焕曾解释道：“辽代居留时间较长，金代则较短；辽代的活动较为复杂，金代相对简单。最重要的是，辽代的捺钵是政治活动的核心，而金代的捺钵则是纯粹的游乐与猎行场所。”因此，金代的“春水秋山”不仅仅是狩猎活动，它更多是一种巡幸。
在傅乐焕的划分中，金朝的捺钵活动可以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金朝的上京时期，即太祖与太宗时代，捺钵地点不明确，史料较少。但在太宗时期，已有了“春水秋山”的记录。到了熙宗时期，春水秋山活动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制。接下来的迁都至燕京的时期，尤其是在海陵王时期，金朝皇帝的冬季活动逐渐从上京转移到中都（即今天的北京）。这一时期，皇帝的巡幸地主要集中在燕京周围，并开始形成一套制度化的围猎、避暑的体系。
金代的捺钵活动在前期的上京地区较为显著，但随着海陵王迁都中都后，金代的捺钵活动逐渐向中都（北京）集中。金代皇帝的冬季活动大致为冬猎，而不像辽代那样固定的“冬捺钵”。冬季的猎行地点通常位于都城的周围，并不如辽代捺钵那样深入其他边疆或远离中央的区域。金代的捺钵活动其实更多是一种外出巡游和习武的活动，而非纯粹的政治活动。
金代皇帝冬季的出猎地点也可视作辽代的“冬捺钵”。“捺钵”原本指的是设置行宫和营地，金代皇帝的冬猎亦会在猎区周围建立行营或帐篷，配有大量随行的卫士，以确保安全。金朝对“冬猎”地点有严格的选择标准，会挑选一些较为平坦、易于防守的地区作为驻地。历史上记载，在皇帝外出时，负责随行的军士及亲信官员会对这些区域进行清理和安保，确保狩猎过程中的安全。
此外，金代冬猎活动除了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活动外，也常与处理地方政务相结合。例如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冬天，世宗在霸州进行冬猎的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处理地方政务，考察大臣的表现。这种以游猎为名、以政治管理为实的冬猎，实际上类似于辽代的冬捺钵形式，虽名为“捺钵”，却与传统的政治中心职能有所不同。
金代的冬猎活动时间不固定，通常在十月到十二月之间进行。根据历史文献，冬猎的时间通常会持续十几天，甚至有时达到二十多天。在宋朝的乾道年间（1170年），世宗大定时期，金代大臣曾与宋国官员讨论过金朝的冬猎情况。宋方的官员问到金朝冬季是否寒冷，而金朝的将领则回答说，这正是金朝的猎行季节，金朝皇帝每年通常会出猎两到三次，每次的时间不固定，有时为十天、二十天甚至一个月。
金朝冬猎的地点并不固定，通常集中在都城四周的区域。金熙宗及海陵王时期的冬季围猎尚未形成明确的制度化形式，秋冬的围猎活动没有明确区分为“秋猎”或“冬猎”。而在世宗和章宗的时期，围猎活动逐渐制度化，并开始有了更多详细的记录。尤其是在章宗之后，金代皇帝的冬季狩猎活动大多发生在中都周边的地区，常见的冬猎地点包括良乡、顺州、通州、密云等地。
特别是在海陵王时期，尽管没有明确的冬猎记载，但他冬季出猎的次数还是较为频繁的。例如在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就曾在良乡进行过猎行活动。良乡这个地区在金代中都路的管辖范围内，距离中都非常近，因此成为海陵王冬季猎行的常选之地。
总体来看，海陵王时期的冬季围猎虽然没有明确的制度化记录，但金代的冬季狩猎活动与辽代的冬捺钵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在活动的地域选择、人员安排和行程安排方面。最终，这些活动为金代皇帝的巡幸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政治与娱乐结合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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